（一）角色定位

1. 政府部门

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政校企联动、产学研结合，离不开校企双方的协同推进，有赖于在政府主导下形成政府部门、高校和企业的“三重螺旋”。

政府部门是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者和配置者，也是职业教育政校企联动育人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在校企合作中是具有主导地位的外部支撑因素。政府部门在政校企联动育人中起主导、宣传、引导、统筹、规划、激励、保障和协调等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府要积极推动校企合作，成为政策的制定者、合作的推动者、利益的协调者、过程的监督者和成果的评价者。

2. 职业院校

职业院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等基本功能，是人力资源的供给方，是政校企联动育人的核心主体，在政校企联动育人中起着关键作用，在提供科技支撑、人力资源开发、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3.企业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合作办学，推行校企“双元”育人是职业教育实施混合所有制办学的内在要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政校企联动育人，企业的角色定位应当是积极的参加者，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主体。

在政校企联动合作中，企业能够为院校提供资金、场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和资源，在资源配置和生产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内在逻辑

政校企合作是现代职业教育推进校企合作、深化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路径。政校企联动育人的核心在于“联动”。联动原本属于数控机床领域的专业术语，指的是若干个相互关联的事物，其中一个事物发生运动或者变化时，其他的也跟着运动或者变化，即联合行动。

在群体心理学当中，两个或者以上的个体通过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进而联合起来产生增力的现象即为联动效应，也称之为耦合效应。在某一群体中，个体之间耦合的越紧密，联动的效应也就越大。在联动效应的作用下，内部各个元素之间相互合作使得个体获益，整体效应增强，最终实现多方共赢发展的格局。

职业教育政校企联动育人是指政府部门、企业、职业院校三者之间通过多种类型的合作项目为载体和纽带，发挥各自优势，各尽所能，产生育人合力，形成三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动育人机制。

在政校企合作联动机制中，政府是主导者，企 业、职业院校是主体要素，合作载体（如“乡村振兴产业学院”）是驱动要素。

各要素之间发挥着不同的职能：政府主要发挥牵线搭桥、主导助推的作用，政府部门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通过对宏观经济的合理调控和对社会资源的有效管理，能够在校企之间建立联动合作的纽带；企业、职业院校是政校企联动的主要执行者；合作载体使得各个主体要素之间通力合作，发挥驱动作用。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政校企三方根据各自特征，相互配合，强化联合帮扶和支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协调、职业院校智力支持和企业市场主体的优势，形成联动育人机制，创新服务模式，形成“扶智+扶志”的帮扶内生动力，最大限度释放政校企联动育人帮扶综合效应，全力赋能乡村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破解职业教育自身发展“最后一公里”的瓶颈。

（一）政府统筹协调力度不够，政策法规不健

全政府虽掌握着大量社会公共资源，但疏于通过公共资源的管理来建立政校企联动育人机制。政校企联动育人模式的构建涉及财政、金融、人 社、工商、税务、科技、经信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

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涉农职业教育、人力、物力、财力、政策等资源分属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和机构，由于政出多门、各行其政而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政府角色定位不明，政策条块分割、目标偏移，未能在各政府职能部门之间有效整合，制约了政校企联动育人模式的发展。

随着政府管理体制的变化，各行政领域干部、人事、财政权利的转移，政校企联动机制内部缺乏组织、管理、协调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缺乏完善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

此外，政校企联动育人机制面临缺乏公共财政资源支持、驱动政策不明朗、缺乏保障评价机制等公共管理资源缺位的困境。

国家层面关于深化校企合作的政策文件非常丰富，如《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文件明确了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政校企联动育人机制的发挥必须通过具体的、切实的、可供操作性的政策体系来规范和引导。

但实际情况却不够理想，各地政府落实落地进行政策创新不够，政府职能部门引导和推动不够，政策激励的叠加效应和乘数效应发挥不够，在履行职责中存在引导“缺位”、权责“错 位”、监督“失位”等问题，导致校企合作一头热另一头冷，产教融合不够深入，缺乏持久的动力支撑。

（二）校企价值取向不一，合作不深入

长期以来，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价值取向未能达成根本上的统一。职业院校的主要目标是培育社会生产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追求办学育人的社会效益，具有“育人导向”和“非营利导向”的组织特征；而企业则是以营利为目的，通过提高经济效益，追求利润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

从利益诉求上看，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的最终目的是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而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最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升经济效益。

因而，具有教育公益性特征的职业院校价值取向与具有资本逐利性特征的企业价值取向无法无缝衔接、校企之间的组织目标和愿景的先天差异导致二者之间难以深度融合发展，成为困扰政校企联动育人的重大阻力。

许多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校企合作处于浅表层面，依靠人脉和情感维系，一部分企业在认识上存在偏差，被动参与校企合作往往基于政府特定的优惠政策，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在培养高素质人才方面企业自身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出于成本和风险等方面的考量，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不够、动力不足，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处于被动和应付的状态，甚至存在重学历轻技能问题，拒绝参与校企合作。

（三）职业院校自身实力不足，吸引企业参与优势欠佳

职业教育是一种跨界教育，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涉及多层次、多领域、多主体、多要素之间的有机融合。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往往是迫于学校招生和就业方面的压力，未能从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战略高度认识合作育人的重要意义。

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培养模式等指标未能完全立足于企业实际，人才培养方案缺乏科学合理论证和企业调研，与企业及社会需求脱节，影响企业参与合作办学育人。

此外，一些职业院校的科研创新能力较弱，科技服务能力不强，很难为企业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指导，从而很难吸引企业参与校企合作。

（一）政策层面，政府营造互利共赢的政策环境

从社会和政府层面来看，职业教育属于社会公益事业领域，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完善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在推动政校企联动育人的过程中，政府部门要致力于营造互利共赢的育人生态环境，充分发挥监督管理、统筹规划、资源配置、政策制定、搭建平台、牵线搭桥等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政策制定职能，引导各主体协同配合，形成合力，为乡村振兴背景下联动育人工作的开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保障。

1. 充分发挥政府“元治理”的作用，完善政校企联动育人的顶层设计

政府部门要在宏观层面合理布局政校企联动育人的全局性的顶层制度设计，这是政校企联动育人举措落实落地的前提条件。进一步深化对职业教育类型的定位，大力发展乡村职业教育，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发展对支持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作用，树立乡村教育事业和实现“三农”现代化同步发展的理念。

2. 充分发挥政府“元引领”作用，强化政校企联动育人的政策引领

政府部门在政校企联动育人中始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在全社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紧密围绕“五个振兴”，精准识别相对贫困区域和对象，调研问题症结，研讨如何联动发力和精准施策，形成统一部署和联动合作的合力，避免目标不明确、重点不突出、政策执行不力等问题。

3. 充分发挥政府“元动力”作用，巩固政校企联动育人的精神支柱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政府部门在政校企联动育人工程中切不可仅注重财力、物力等经济和物质上的投入，同时也需要对“等、靠、要”等传统落后保守思想加以关注，通过网络、电视、文化活动等多重形式进行舆论宣传和引导，将“扶贫先扶志”的深刻内涵落实落地，继续把相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摆在突出的位置，出台有针对性的措施，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实施教育扶贫扶智。

（二）载体层面，政校企联合共建产教融合基地

1.政校企联合共建乡村振兴产业学院

乡村振兴产业学院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政校企联动育人培育现代农业创业者的摇篮。如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政府部门、企业建立“丰收乡村振兴学院”、重庆财经职业学院联合地方政府和企业建立“秀山电商产业学院”“城口乡村振兴学院”，通过凝聚政校企三方力量，共建共享、联动育人，已取得显著成效。

按照资源共建共享的原则，由职业院校与政府、企业联合建立特定领域的产业学院，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新模式。职业院校依托自身的办学理念和教育资源，用好用足地方政府在农村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规划指引作用和资源整合能力，打破一元化的传统办学模式，联合地方政府、相关农业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成立政校企多元办学的乡村振兴产业学院，缓解乡村教育资源不足、满足乡村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乡村振兴产业学院的人才培养，采取“农学结合+工学交替”的弹性学制和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适应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退役军人等特殊生源，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技能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创新学习方式和评价模式，打造服务区域创新平台和共享平台，培养“农创客”等乡村实用人才。

2. 政校企联合共建党建人才教学实践基地

充分发挥职业院校科技和人才优势，建立职业院校基层党支部、乡村基层党组织与基层企业党支部常态化合作联系机制。校村双方基层党组织通过联合开展“心连心，手拉手”等形式的结对帮扶活动，互助合作，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示范辐射带动作用，依托党建引领村民开展本土产业，农文旅融合助农增收。

由职业院校和地方政府党委牵头，联合地方龙头企业共同签订协议，组建成立乡村振兴专项事业共建党小组，设置村务人才工作共建点，定期从职业院校学派教授、博士党员、大学生党员共同为乡村事业发展出谋划策，形成学校党委、村镇党委、村党支部三方齐抓共管局面，实现政地校企联合共融，打造“党建+乡村振兴”新格局、新品牌。

通过强化党建引领作用，辐射带动村务人才培养和产业提升工作；通过组织“三下乡”、志愿者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大学生党员深入乡村，亲临实地感受村容村貌的变化和乡村振兴的气息。

（三）机制层面，完善政校企联动育人的体制机制，形成命运共同体

政校企联动育人的关键在于打破传统机制的藩篱，通过完善创新动力机制、激励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价机制，实现资源共享、多方共赢，推进教育链、价值链、生产链和创新链的无缝对接，才能保持政校企联动育人模式可持续稳定发展。

1.建立政校企联动育人的动力机制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性的宏伟工程。政府、职业院校、企业三方主体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因此需要建立政校企联动育人的动力机制，找准政校企各方的需求点和利益点，协同要素联动，激发相关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刺激内生动力，切实形成利益共同体。

2.建立政校企联动育人的激励机制

要实现政校企联动育人，需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职业院校和企业主体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应当根据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需要，在加快相关立法的同时，制定配套的政策制度，明确相关主体的责、权、利，规范人员流动、资金管理、利益分配、冲突解决等问题，明确参与合作企业获得贴息贷款、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及其他政策优惠扶持条款，发挥政策组合效应和叠加效应，建立完善政府引导扶持、职业院校和企业积极参与的政校企联动育人激励机制。

3.建立政校企联动育人的协调机制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属于跨界教育，需解决政府各职能部门间的职能交叉和企业参与途径缺失等问题。通过组建强有力的组织协调机构，统筹教育、农村农业、财政、金融、工商、税务、发改委、乡村振兴局等政府职能部门和机构的资源集约利用，克服利益主体间的内生性障碍和风险，打通“政校企”联动育人的内部壁垒。

4.建立政校企联动育人的评价机制

政校企联动育人的成效如何，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一方面，成立由政府、职业院校、企业及行业参加的专门从事职业教育政校企联动育人的评估和验收机构，制定科学的评价体系，定期进行评价并向社会公布评价结果，引导参与主体要素资源合理聚集和调配。

另一方面，政府依据评价结果，客观公正地落实参与主体应当享有的优惠政策和奖励政策。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纳入政府工作考核内容，同时将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效能纳入职业院校办学考核指标体系，多管齐下，提升政校企联动育人服务乡村振兴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