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评价的过程是被评价对象搜集、整理评价信息、进行自我诊断的过程，有助于评价对象的自我改进，但也存在“报喜不报忧”、夸大成绩、掩盖不足的弊端。专家评价是对自我评价的再检查，有助于提高评价的客观性、科学性和权威性，但也可能存在由于专家掌握信息不够系统、全面、准确等因素，导致评价结果有失偏颇的现象。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教育评价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因此，现代教育评价一般都由自我评价和专家评价两个阶段组成，上海高校分类评价同样如此。

(一)明确指标内涵和具体要求

不论是自我评价还是专家评价，评价者和被评者对指标内涵和相关要素的精准把握和客观公正的态度是确保评价结果信度和效度的前提和关键。为此，我们首先对高校相关人员和评价专家进行了专门的培训和辅导，确保各方对指标内涵、统计要素、时间节点等评价标准的认识达成一致。其次要求被评者和评价者都签订承诺书，学校必须承诺所提供的数据和材料是客观、真实的；评价专家必须承诺依据自身的专业素养做出客观评价，同时实行回避原则，确保评价公平公正。

自我评价是学校为专家评价提供充分信息的过程。在自我评价阶段，学校需要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和具体工作要求提供自评报告等相关材料。一方面学校要为量化指标提供准确数据，如科研项目数、学生重大赛事获奖数等；另一方面学校要以案例的形式充分展现自身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办学特色。在这个过程中，要求学校保持客观的态度，展示成绩、提炼经验固然重要，但绝对不能粉饰太平、回避短板，甚至弄虚作假。

(二)综合应用多方专家评价的结果

与学科评估、专业认证等专项评价不同的是，上海高校分类评价本质上属于综合评价，涉及高校职能的方方面面，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指标内涵丰富，涉及的学科专业领域和具体管理环节众多，仅由一次专家评价是很难完成的。因此，上海高校分类评价中的专家评价实际上是一个由多方专家构成、多轮次的评价过程。一是教育行政部门各职能处室根据职能分工，结合日常管理工作的实际，组织专家对业务性强、职能指向明确的指标进行评价。如高等教育处在日常管理的过程中，经常会以各种形式组织专家对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教学质量监控实施、教学质量反馈与改进、教学质量信息及利用等工作进行评价，对高校教学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高低有全面的了解。因此，“教学质量保障水平”这一指标的评价结果就由高等教育处结合历次专家评价给出。二是由教育督导部门组织专家对职能指向不是很明确的综合性指标进行评价，如规划管理水平等。“建立以规划为引领的市级统筹机制”是上海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得到教育部领导的高度肯定。在市级规划的统筹指导下，各高校都制定了学校的发展规划，但在规划管理的过程中往往存在“重编制、轻执行、无评价”的现象，导致规划的执行情况大打折扣。为了扭转这种不良倾向，上海高校分类评价时引入了“规划管理水平”这一指标，对规划的编制质量和执行情况进行评价。由于发展规划涉及到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方方面面，必须由对学校情况有全面了解的专家队伍才能做出准确评价。为此，我们组织了由市内外担任过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高校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组成的专家组，对学校发展规划的执行情况及成效进行集中评价，并给出评价结果。三是在部分纯客观的量化指标上，直接采信政府行政部门和有较强公信力、影响力的社会第三方评价结果。如“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数”指标采信了教育部公示后无异议的结果；“国家科学技术奖数”指标采信了科技部公示后无异议的结果。四是开展第三方调查，如对“学生满意度”这个指标，利用上海市教科院的专家力量，从“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两个维度进行较大样本的调查分析。

对自我评价的明确要求和多轮次应用第三方评价结果使得分类评价的结果更能反映不同高校的发展现状和水平，提高了各界对分类结果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从2018年和2019年两次高校分类评价的实施来看，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学校，只要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合作与交流五大职能方面表现突出，都可以在评价结果中得到反映。例如，2018年，侧重文理学科和侧重工科的两所综合性学术研究型高校双峰并峙；某纯文科的特色性应用研究型高校在同类型高校中拔得头筹；某以艺术类专业为主的特色性高校在应用技能型高校中名列前茅。

随着教育评价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评价的功能从最初的鉴定、选拔、判断逐步发展到诊断、问责、改进。从我国教育评价的发展来看，“基于研究视角的学校评价指标、评价标准、结果分析等方面的探讨比较深入，但对教育管理者和实践工作者而言，如何应用学校评价结果更为重要。”实际上，不管是什么评价，都有结果应用的问题，只不过应用的主体、应用的目的、应用的力度、应用的方式不同而已。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尽管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对各大排行榜诟病很多，各类主体却都在使用其评价结果。比如，针对目前影响比较大的高校四大排行榜(UsNews、Qs、THE、ARWU)等，有学者认为它们“不严肃，不科学，不可信。”但事实上，教育部门往往用它来说明教育改革和发展成就，学校往往用它作为自身水平和地位提高的标志，学生和家长往往根据它来选择学校和专业。从国际经验来看，评价结果的应用也相当普遍。在英国，学科评估结果会影响政府对大学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拨款份额。在法国，高等教育评估委员会组织实施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结果，会决定和影响政府与大学之间所签订的教育与研究合同。在美国，只有顺利通过六大区域认证机构或相应专业认证机构认证的高校才能优先得到联邦或州政府的经费资助。鉴于此，上海在实施高校分类评价之初，就明确提出要充分应用分类评价的结果。目前，评价结果已应用到高校内涵建设经费分配、高水平地方大学建设遴选、教师绩效工资、高校党政班子考核等诸多方面，发挥了评价的多重功能。

(一)发挥评价的诊断、改进功能

每次分类评价后，都会以集中反馈和个别交流的方式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给学校。具体方式是以图表的形式向学校反馈其在同类型高校的地位，同时反馈同类型高校每个指标的平均水平和学校自身的状况，让学校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板，找到差距，明确努力方向，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进而促进学校发展，体现了分类评价的诊断、改进功能。

(二)发挥评价的选拔、激励功能

2015年启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工程”以来，为了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整体水平，上海根据《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2015-2030年)》，在学术研究型、应用研究型、应用技术型、应用技能型四种类型高校中陆续启动了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工程，并给予重点支持。如何在众多高校中遴选出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在分类评价中名列前茅是入选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行列的前提和先决条件(之后还要组织专家对学校的建设方案进行专门的评价)，这充分体现了分类评价的选拔功能。与此同时，在安排每年约15亿元内涵建设时，打破了以往学术型和应用型、本科层次和专科层次不同标准的惯例，在统一不同类型高校校均内涵建设经费标准的基础上，主要根据分类评价结果在各自类型进行分配，这样就抑制了高校盲目上层次、换类型、不安自身定位的冲动，起到了引导不同类型高校在各自类型中各安其位、努力办出水平和特色的作用，体现了分类评价的激励功能。

(三)发挥评价的问责功能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启动新公共管理改革，绩效优先成为席卷全球的教育治理的主导理念和行动策略。“换言之，政府做成了什么比做了什么更重要。”在我国，随着“管办评”相分离的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在赋予高校更多办学自主权的同时也要求高校不断提高绩效。2015年10月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提出了四个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以绩效为杠杆”。而要通过绩效来激发高校改革和发展的内生动力，强化对领导班子的问责制是必然的选择。正如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克拉克所言，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制。上海在应用分类评价结果时，对在分类评价中表现优异的高校党政班子给予奖励，对表现不佳的高校党政班子进行问责，包括将评价结果作为遴选、调整领导班子的重要依据，作为提高或降低班子成员考核等第和个人绩效工资系数的重要依据等，体现了分类评价的问责功能。

教育评价是政府治理高等教育的重要抓手和有效途径，也是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指挥棒”。科学、合理的评价有利于提升政府教育治理水平，有利于推动高校特色发展。在评价过程中，如何兼顾各种多元价值、如何平衡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如何实现评价的多元目的，是一个考验管理者智慧和能力的问题，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现代教育治理体系是否完善、教育治理能力高低强弱的重要标志。上海紧紧抓住教育评价这个“牛鼻子”，打破大一统的评价模式，针对不同类型高校的定位和目标，研制了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实施了分类评价，并通过分类评价结果的应用，基本形成分类规划、分类投入、分类评价的上海高等教育治理新格局。上海高校分类评价在指标设计、操作程式、结果应用的整个评价活动中，所有评价利益相关方都积极参与到评价过程中来，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有利于改进主管部门教育管理和学校教育教学的“共同心理建构”，具有第四代评价理论的典型特征，也可以说是第四代评价理论的成功实践。

编辑:穆树航

来源：《教育发展研究》2020.19

①1999 年数据源自一九九九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09 年数据源 自：2009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是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三大职能。2011 年4 月，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提出，“不断提高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把文化传承创新与高等 教育三大职能并列。2017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将“国际交流合作”与“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并列为高校的重要使命。由此形成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五大职能。

[1]刘晴婧，于长志 . 我国高等教育过度同质化产生的原因及对策[J]. 高等农业教育，2011，(5) .

[2]周廷勇 王保华 . 关于高校分类评估的几个理论问题[J]. 高等教育研究，2011(4).

[3]高江勇 . 大学教育评价中的过度量化：表现、困境及治理[J]. 中国高教研究，2019，(10).

[4]别敦荣 . 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J]. 中国高教研究，2018，(6).

[5][6]陈玉琨 . 教育评价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35-36，47-48.

[7]王薇 . 奖励·问责·改进：让学校评价促进学校发展[J]. 中小学管理，2017，(3).

[8]朱新，袁振国，马国川 . 重构教育评价体系[M]. 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84.

[9]刘振天 . 高等教育评估结果的使用及其规范探究[J]中国高等教育，2013，(21).

[10]操太圣 . 遭遇问责的高等教育绩效化评价:一个反思性讨论[J]. 南京社会科学，2018，(10).

[11][英]伯顿·R·克拉克 .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 王承绪，等译．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21． [12]张民选 . 回应、协商与共同构建——“第四代评价理论评述”[J]. 外国教育资料，1993，(3).